1948年10月，辽沈战役结束，沈阳解放。驻扎在沈阳的美国总领事馆却拒绝中国人民解放军军管会的接收。毛泽东接到军管会主任伍修权打来的电报，明确回复：我解放区政府与美国政府无外交关系，旧领事馆在国民党政府取得的一切权力，我们均不承认。伍修权根据中央的电报，收缴了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的十一部电台，并查获了一个特务组织。这件事引起了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关注和担忧，自从他担任驻华大使以来，亲眼目睹了国民党政权的腐败，由此流露出与中共领导人接触的意愿。沈阳解放后,一直在隐蔽战线工作的何子枫被批准归队，他渴望去前线，不料，却被分配到了中央外事组。

1949年3月，中共中央从西柏坡迁入北平。司徒雷登希望尽快与中共上层取得联系，他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希望能以到燕京大学过生日的名义，到北平去拜访毛泽东和周恩来。与此同时，美国总统杜鲁门也调整了美国的对华政策，不准备再拿美国的声望和财力供蒋介石去赌博，他们希望把毛泽东变成亚洲的“铁托”。解放军发生渡江战役前夕，发生了英国军舰“紫石英号”在长江肇事被我渡江部队炮击事件。消息传到英国远东舰队，舰队副司令梅登将军为挽回面子，乘坐“伦敦号”旗舰并率领“黑天鹅”号驱逐舰全速驰援，再次遭我渡江部队重创。这炮声不仅惊动了世界，更震撼了英伦三岛。

司徒雷登急于和黄华见面，他先派秘书傅泾波去找黄华，碰了一个软钉子。正当司徒雷登苦闷时，黄华接到了毛泽东的指示，让他主动与司徒雷登接触，以侦察美国政府的意向。海云天得知黄华要拜访司徒雷登后，特意选择在美国大使馆对面的一处建筑布置了狙击手，然而当黄华的汽车进入狙击手视线后，海云天却突然取消了这一行动，因为他透过望远镜，看到了走在黄华身边的凌玥。司徒雷登向黄华提出美国承认新中国的条件，黄华直言相告：新中国希望同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但前提是外国政府尤其是美国政府必须停止援助及断绝与国民党逃亡政府的关系，并撤出在中国的一切军事力量。

落草在台湾的蒋介石在惶惶不安中捞到了一根救命稻草，美国正式决定停止与中共接触，并支持国民党海军对已经解放的沿海港口包括上海进行轰炸。毛泽东接到陈毅关于上海遭轰炸的电报，引发了他对中美关系的思考。恰巧张治中来访，张治中认为，中国应以亲美又亲苏的美苏并重政策来消除美苏对立。毛泽东反对，说这只是你一厢情愿，现在美国的军舰和军舰上所装的大炮已经对上海实施封锁，中国共产党除了联合以苏联为代表的一切反帝力量奋起反击外，别无选择。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明确宣布了新中国“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司徒雷登没有去成北平，却接到了华盛顿让他去广州拜会蒋介石的电报，司徒雷登拒绝了。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新华社也向全世界播发了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台湾的蒋经国力主派飞机轰炸新中国的开国大典，就在飞机准备起飞时，被蒋介石制止了，他告诉蒋经国，毛泽东虽然搞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开国大典，但世界上又有多少国家能承认他宣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呢，在外交的角逐中，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开国大典当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彻夜未眠，他们聚在一起，焦急地等待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对刚刚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承认，一直等到太阳初升，终于等到了苏联外交部发来的同意建交的电报。

新中国成立后，世界各国都开始重新研究和调整对华政策，继苏联为首的一批社会主义国家与新中国建交后，在短短一个月内，缅甸、印度、巴基斯坦、挪威、瑞典、瑞士等12个国家也先后与新中国建交。由于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日渐增多，外派大使成为当务之急。毛泽东和周恩来把目光同时聚焦在带兵打仗的将军身上，于是，伍修权、黄镇、姬鹏飞、耿飚等十几名将军同时走进了外交部。龚澎指示凌雁对这些未来的大使进行培训，别看这些将军曾经威风八面、号令千军，但他们冷不丁住进饭店，还闹出不少笑话，凌雁从一点一滴对他们进行培训，除了常见的礼仪，还教他们学跳交谊舞。

1950年1月，周恩来再次致电联合国，重申驱逐中国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代表留在联合国安理会的正义主张，再次遭到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的反对，新中国进入联大问题一度搁浅。这天，将军大使接到通知，让他们立刻赶到中南海勤政殿。原来，毛主席要在那里举行接受国书仪式，周总理指示这些将军大使躲在屏风后面进行现场观摩。仪式结束后，毛主席亲切接见了这些从屏风后面走出来的将军大使。毛主席说，将军当大使是一种创造，你们都是在战场上打出来的，外交战线是没有硝烟的战场，相信你们一定能打胜仗。将军大使们肩负着祖国的希望和人民的重托，就要外出履新了，他们恋恋不舍地告别年迈的父母和年幼的孩子。

毛泽东出访苏联的消息虽然保密度极高，还是被潜伏在北京的国民党特务获悉了，毛人凤精心策划，准备制造一起轰动全球的新“皇姑屯案”。罗瑞卿通过反特监听台截获了这一情报，他立刻向周恩来做了汇报，希望毛泽东推迟访问，毛泽东坚持按原计划出发。周恩来指示，对沿途铁路要进行严格监控，确保毛主席出访苏联的绝对安全。与此同时，蒋经国秘密派遣海云天化装成日本记者潜入莫斯科，与潜伏在苏联的特务卡曼斯基接头。毛泽东乘坐在解放战争中缴获的曾经作为蒋介石专列的“东方一号”列车，列车开出不久，暖器就被冻坏了，毛泽东也冻病了。何子枫和凌玥都是此次陪同毛泽东出访的工作人员。

海云天到达莫斯科后，和克里姆林宫的克格勃卡曼斯基接上关系，他通过卡曼斯基，把中苏谈判的情报随时提供给台湾。蒋经国得知中苏谈判陷入僵局，兴灾乐祸。终于有一天，海云天的电波信号被苏联安全部门发现，海云天无奈来到卡曼斯基家，要求在卡曼斯基家发报，苏联安全部门再次锁定信号，海云天苍惶出逃。王稼祥来看望毛泽东，他建议毛泽东召开一个记者会，以答记者问的形式，说明此次来苏联的目的，借助外界的舆论来推动斯大林。毛泽东在举行记者会后，斯大林的态度果然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他同意了让周恩来到莫斯科具体商谈相关签约事宜。周恩来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后，经过几轮会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字仪式在克里姆林宫隆重举行。

随着战争的发展，特别是麦克阿瑟率领美军成功在仁川登陆后，朝鲜战场的局势发生了大逆转，周恩来请印度大使转告美国，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国一定要管！杜鲁门没有理会周恩来代表新中国发出的警告，一直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金日成向毛泽东发来了请求出兵援助的急电。毛泽东连夜召开政治局会议，针对出不出兵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毛泽东力主出兵，很快，中国组建了以彭德怀为统帅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就在刀出鞘、箭上弦的时候，苏联却突然传来了不派飞机出战的消息，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咄咄逼人的立体战争，一旦失去空中的保护，其艰险可想而知。面对这严峻的局面，毛泽东意志不改。

凌玥忍着巨大的悲痛，决定随代表团一起出发。几经辗转，中国代表团于1950年11月24日抵达纽约。凌玥在纽约机场意外碰到了海云天。海云天称自己是来美国做生意的，能与分别多年的凌玥邂逅很高兴。而实际上，海云天是受蒋经国派遣，专门来纽约破坏中共代表团在联合国的活动的，他私下约凌玥，想对其策反，遭到拒绝； 随后，海云天又纠集不明真相的“三合会”的华人，在中共代表团下榻的酒店前举行游行示威，企图阻止中共代表团出席会议，均遭到失败。真正展示实力是在联合国的舞台上，伍修权第一次亮相就和美国代表奥斯汀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舌辩。伍修权犀利幽默的发言轰动了国际政治舞台，新闻界纷纷发表评论，盛赞红色中国的风采。

由于美军在朝鲜战场上连连失利，他们又想出了一个缓兵之计。他们鼓动印度等亚非十三国就朝鲜问题提出了一个停火议案。议案说，如果中国宣布不越过三八线，将得到这些国家的欢迎和道义上的支持。这个表面上看似公允实际上偏袒美国的协议惹恼了毛泽东。毛泽东直言，为什么美军打过三八线的时候，十三国不讲话？！现在志愿军打胜了，十三国却出来调停！我看，停火是假，给美军创造卷土重来的机会是真，越是这样，我们越要越过三八线，哪怕只越过一步！毛泽东给彭德怀发电，哪怕有天大的困难，也要打过三八线，要以实际行动给美帝国主义沉重一击。志愿军的第三次战役完全是为配合外交斗争而展开的。

代表团出发的前一天晚上，毛泽东把周恩来约到中南海瀛台，毛泽东以茶代酒，语重心长道：你此行出访，风云莫测，你们一方面要和对手斗争周旋，一方面也要借这个机会多交朋友。1954年4月26日，日内瓦国际会议隆重开幕。按照会议议程，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的发言安排在27日，周恩来的发言安排在28日，但杜勒斯却要求把发言改在与周恩来同一天，明显有叫板之意。大会开始后，杜勒斯要求先发言，他一张嘴就玩弄贼喊捉贼的把戏，把阻碍朝鲜统一的责任全部推给他人，讲完话便傲慢地走出会场。周恩来没有受杜勒斯的影响，他坦然地走上讲坛，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朝鲜问题的症结是源于美国对朝鲜的侵略，把杜勒斯的发言驳得体无完肤。

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期间除了做英国人的工作，还拜会了法国总理弗朗斯，就实现印度支那和平进行了坦诚的交谈，双方发表了《中法公报》。周恩来在和美国政府斗争的同时，不忘沟通和美国人民的友谊。当周恩来得知誉满全球的喜剧大师卓别林就住在日内瓦科西尔林时，便热情邀请卓别林到中国代表团来做客，使卓别林夫妇很受感动。尽管杜勒斯在离开日内瓦时，专门给美国代表团立下一条规矩，任何人不准和中国代表团成员接触，但周恩来还是瞅准时机，主动与接替杜勒斯的美国代表团团长史密斯交谈，史密斯被周恩来的魅力和胸怀所征服，此举也在美国代表团中传为美谈。周恩来秘密会见了英国驻北京代办杜维廉。

周恩来秘密会见了英国驻北京代办杜维廉。杜维廉说他是替美国人来当传声筒的，美国有一批在朝鲜战场上被俘的军人和在中国犯了罪的美国平民，一直关押在中国，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希望中国能将这批人员释放。周恩来听完杜维廉的话，立刻想到了钱学森。如果能利用这个机会，把钱学森等一批科学家交换回国，岂不是好事。周恩来连夜召开会议，派王炳南与美方谈判，要求美国必须恢复中国留学生享有随时返回祖国的权力。钱学森自从被美国政府软禁后，他日夜思念祖国，内心十分苦闷，但障于特务天天守在门口，他根本无法和祖国取得联系，他从卡门教授那里得知，祖国正在为他早日回国做积极努力，心里充满希望。

主管科技工作的陈毅副总理代表毛主席和周总理，登门看望钱学森夫妇，使钱学森夫妇很感动。世界各国对日内瓦会议取得的成果纷纷进行报道，只有台湾的蒋介石愈发感到不安，在蒋介石的督促下，美国与台湾签定了《共同安全双边条约》。日内瓦会议的成功，使毛泽东深切地感受到了中国走上国际政治舞台的必要性，但国际会议一般分为“外长会议”和“首脑会议”，而中国的外长和总理就是周恩来！为尽快给周恩来找一个得力的助手，毛泽东想到了陈毅……陈毅对去外交部工作很抵触，他郑重地向中央提出，自己做外交工作不合适。然而，在毛泽东、周恩来的说服下，陈毅不仅走马上任，而且很快在国际舞台上刮起了一股别具一格的“陈旋风”。

蒋经国专门把海云天派到印尼，让他联络潜伏在当地的国民党雅加达支部成员，策划完成代号“毒蝎”的行动。与此同时，中国新任驻印尼大使黄镇郑重地向印尼总统苏加诺传递了中国支持亚非会议召开、希望参加亚非会议的口信。从苏加诺内心来讲，他希望和中国搞好关系，借此抵消西方国家对印尼的影响，但他又担心中国会借270万华侨的力量颠覆印尼政府……就在苏加诺顾虑重重、举棋不定的时候，印尼西爪哇政府突然遭到不明武装力量的攻击，死伤数人。从武装人员遗弃的物件看，他们属于中共第五纵队。消息传出，苏加诺十分震怒。苏加诺让外长立即召见中国大使黄镇，以印尼政府名义向中国提出强烈抗议。

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最终真相大白，所谓颠覆印尼政府的中共“第五纵队”，就是台湾国民党雅加达支部所为。印尼警方一举剿灭了国民党雅加达支部，并从中搜出了不少枪支、微型炸弹和电台等物。苏加诺为了表示对中国的歉意，专门邀请黄镇夫妇到茂物总统别墅度假，苏加诺告诉黄镇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亚非会议决定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消息传到台湾，蒋介石十分恼怒。与蒋介石持同样心思的是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的弟弟艾伦，艾伦作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一直把红色中国视为对美国安全的最大威胁，当他得知周恩来将率领中共政府代表团去万隆出席亚非会议时，他脑子里浮出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谋杀。

缅甸大使在看望周恩来时，带来吴努总理的口信，希望周恩来能在去雅加达途中经访缅甸。鉴于这种情况，周恩来决定代表团分两路行动，一路由香港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赴雅加达，另一路先赴昆明、访问缅甸后再赴雅加达。为了找到合适的执行人，第五联络组组长张耀灵看中了在香港航空公司工作的清洁工周驹，此人是一个好吃懒做、负债累累的赌徒，张耀灵以六十万港币收买了周驹，台湾也将微型炸药秘密运到了香港。何子枫和凌玥都是此次参加万隆会议的工作人员，由于工作需要，何子枫随周恩来、陈毅从昆明走缅甸线，凌玥带领新闻记者到香港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直飞雅加达。

周恩来在万隆做的第二件事是：愿意就台湾问题和美国进行谈判，他很巧妙地放出了这个试验气球，很快得到了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积极反应，也得到了在万隆参加会议的众多国家领导人的支持。只有台湾的蒋介石气急败坏，埋伏在印尼的“敢死谋杀队”想尽各种招数企图谋杀周恩来都遭到失败。亚非会议最终达成了《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宣言》，在一片和谐友好的气氛中落下帷幕，周恩来从万隆回国后，他还惦着一件事。

毛泽东本不想去苏联，但最终还是从大局出发，同意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苏联十月革命40周年的庆祝活动。1957年11月，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受到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热烈欢迎，赫鲁晓夫特地将毛泽东安排住在沙皇曾经住过的克里姆林宫，毛泽东不喜欢那柔软的沙发床，要求和李银桥调换房间。毛泽东虽然对赫鲁晓夫和苏联党有意见，但在隆重的纪念大会上他还是从大局出发，热情赞颂了苏联的发展和进步，充分肯定了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和作用，毛泽东的讲话对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此期间，毛泽东还看望了在莫斯科留学的中国留学生，对他们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1958年，苏联国防部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写信给中国国防部，建议在中国华南沿海地区由中苏双方共同建立一座大功率长波电台及一座远程收信中心，以便苏联军队能与在太平洋活动的苏潜艇保持通讯。该项目所需费用由苏方出7000万（卢布），中方出4000万（卢布）。毛泽东批示，在中国建长波电台可以，钱由中国出，建成后双方使用。苏联不同意这么做，由于双方没有达成意向，此事便搁置下来。

毛泽东把周恩来、彭德怀、林彪、陈毅、叶飞等人找来，郑重地下达了炮击金门的命令。459门火炮以每分钟发射1500发炮弹的频率，将三万多发炮弹、约六百吨钢铁在两个小时之内倾泻在小小的金门岛上，击落蒋机数架，毙伤蒋军六百余人，导致金门的指挥系统基本瘫痪。金门炮响，最先受到震动的是蒋介石。一个多月前，蒋介石刚刚高调发出“反攻大陆”的叫嚣，企图将金门作为跳板，大陆突然万炮齐发，把蒋介石给打懵了，他立刻向美国求援。

金门炮声不断，引得美国参议两院一片抱怨。杜勒斯想出了一个以退求进的策略，要蒋介石的部队从金马撤退，不料，此建议却遭到了蒋介石的坚决反对，美蒋矛盾公开激化，毛泽东抓住这个机会，连夜起草的《告台澎金马同胞书》。文章广播后，蒋军人心震荡，杜勒斯骑虎难下，彻底粉碎了美国企图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1958年，中国决定将当年参加抗美援朝的志愿军全部撤出朝鲜，不留一兵一卒。为迎接志愿军将士凯旋，周恩来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此情此景，触动了毛泽东的心事，想到心爱的儿子岸英从此长眠在异国他乡，禁不住老泪横流。

赫鲁晓夫离开戴维营后直飞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周年庆典，他一下飞机，就站在美国的立场上，指责中国“炮击金门”是错误的，对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表示不满，让中国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希望中国释放在进行间谍侦察活动时被俘的美国飞行员。陈毅对这个下车伊始便哇啦哇啦的老子党领导人实在看不下去，他与赫鲁晓夫展开了面对面的辩论。毛泽东提出，希望苏联帮助中国研制核武器，赫鲁晓夫表示，研制核武器太费钱，苏联的保护伞可以保护你们。毛泽东调侃，万一哪一天下起大雨，你把伞收起来，挨淋的是我们。

毛泽东召集回国述职的将军大使开会，畅谈国际形势，毛泽东开门见山地提出了一个新的理念，打开西门。毛泽东在会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时提到了法国总统戴高乐，他说，戴高乐重新执政以来，对世界和平做了很多积极的工作，特别是他敢于和美国人闹独立性，不听美国指挥棒的指挥。毛泽东请蒙哥马利元帅给戴高乐带话，转达对他的欣赏。此时的戴高乐也一直关注着中国这个东方古国，他认为法中建交的时机已经成熟，他请前总理富尔代表他去一趟中国，摸摸中国高层的态度。

富尔与周恩来进行第二轮谈判，核心问题还是台湾。富尔提议，法国在与中国建交的同时，可否在台湾保留一人，降低级别。周恩来当即回答：不可以。谈判再次陷入僵局。周恩来建议富尔到内蒙草原去走一走，放松一下心情。毛泽东得知谈判情况后，他提出，鉴于法国在西欧和全球具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与法国建交对突破美国设置的外交封锁具有积极重大的意义。在这个问题上，既要讲原则性，也要讲灵活性。

公安部长罗瑞卿获悉了台湾特务将在柬埔寨对刘少奇主席实施谋杀的情报，当即报告给周恩来总理，此时距离刘少奇出访柬埔寨只有几天时间了，周恩来把中国驻柬埔寨原大使王幼平和何子枫叫来，让他们立刻赶到昆明，听取刘少奇主席的意见，是否推迟访柬并积极协助柬方破案。刘少奇听完汇报后坚定地表示，敌人越是不希望我去柬埔寨访问，我越要去！与此同时，何子枫率领的破案工作也在紧张有序地进行，终于在刘少奇飞机起飞前排除了隐患。

代表团访问的第一个国家是埃及。埃及总统纳塞尔亲自到机场迎接周恩来，并将一枚金光闪闪的共和国勋章挂在周恩来胸前。在接下来的参观活动中，周恩来总是自觉地把自己融入其中，他随着热情的非洲民众一起载歌载舞；他接受青年画家的邀请，主动为画家当模特；他尊重当地人民的风俗习惯，用手抓饭吃，使纳塞尔总统很感动。在离开埃及前，周恩来在开罗共和国宫举行了一场记者招待会，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向周恩来提了很多问题，有些问题提得很刁钻，周恩来侃侃而谈，对答如流，充分表现了他的机敏睿智，深遂广博。

周恩来在即将离开访非的最后一个国家索马里时，专门在下榻的总统宫举办了一场特殊的宴会，他请的不是达官贵人，而是为中国代表团服务的门房、厨师、司机、警卫和医护人员，当周恩来亲自向这些被称为“下人”的人敬酒时，所有的人都被感动了。随周恩来一同出访的凌雁兴冲冲地回到家。出发前，父亲凌嘉图给她一个日记本，让她把非洲的所见所闻都记下来，想不到，她回家后第一眼见到的却是镶在黑框里的父亲的遗像，母亲含泪告诉凌雁，父亲突发心脏病，外交部本来打算让她提前回来，是父亲坚决不同意……

周恩来、邓颖超专门为黄镇和朱霖举办家宴，周恩来语重心长地给黄镇讲驻法大使的重要性，希望他为了国家的利益，克服小家的困难，周恩来的话把黄镇打动了，愉快地接受了任命。台湾虽然极不情愿地断绝了与法国的外交关系，但蒋经国不愿把位于巴黎市中心的大使馆拱手让给共产党。他把海云天派到法国，让他打着联合国的旗号，将其馆舍过户给联合国科教文理事会，使去法国打前站的宋参赞、凌雁碰了个软钉子。为了尽快找到一栋适合做大使馆的房子，宋参赞等人四处奔波，终于以低价谈下了一幢带花园的三层小楼。

黄镇得知旅法华人画家潘玉良举行画展，主动登门祝贺，并利用这个机会打开了与意大利建交的通道。除此之外，在戴高乐总统的帮助下，位于巴黎市中心的原台湾驻法大使馆馆舍，也庄严地升起了五星红旗。戴高乐终生最大的心愿是能够访问中国，拜见毛泽东，然而当他接到邀请，就要实现梦想的时候，上帝却突然把他召去了，致使他的愿望变成了永远的遗憾。中国政府以高规格吊唁戴高乐将军的逝世，毛泽东专门给法国总统蓬皮杜发去唁电，法媒体称，毛的唁电，是中国对于西方世界政治家给予的史无前例的荣誉。

中国同意援助坦桑尼亚、赞比亚修建铁路的消息一经传出，立刻在西方引起了强烈震动。美国的报纸攻击坦桑尼亚，说其正在被中国用做颠覆基地，而且断言中国要在原始森林中开出一条路来，等于把美金抛向太平洋。英国《每日电讯报》发表题为《中国对非洲的野心》的社论。除了展示强硬的一面，英国首相和加拿大总理也决定搞怀柔政策，他们拿出16万英镑招标，对修建“坦赞铁路”的可行性进行联合勘察，最终，由于没有公司承接此事而不了了之。

坦赞铁路从勘探到完成，前后历经六年，铁路全长1860公里，所经地形有平原、丘陵、山岳和原始森林，还有河流和沼泽地，中国技术人员和施工人员发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风餐露宿，不时遇到豺狼虎豹、毒蛇猛兽的袭击，时刻面对死亡的挑战，其中有59名优秀儿女长眠在乞力马扎罗山下。“坦赞铁路”的成功修建，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许多非洲国家正是由此真正了解了中国政府，把中国人民视为可信赖的朋友。

美国急于同中国接触，甚至发生了美国外交官把中国外交官追到洗手间的趣闻。鉴于中美大使级会谈已进行了一百多次而毫无成效，毛泽东指出，中美关系的真正转变必须在国家首脑层面，如果中美这两个敌视了二十多年的国家首脑能越过太平洋，把手握在一起，对世界将是核当量级的震动。然而，就在这时，柬埔寨发生了军事政变。正在莫斯科访问的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有些手足无措，按计划他下一站将访问中国。他不知道中国会如何接待他。

毛泽东与斯诺通宵畅谈，毛泽东说，中美之间的问题，要跟尼克松解决，他如果愿意来北京，你就捎个信，让他悄悄地不要公开，当作旅行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也行，我愿意跟他谈，谈的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1971年4月，第31届世乒赛在日本名古屋举行。比赛期间，发生了一件看起来很小的事情，美国运动员科恩阴差阳错地上了中国运动员的汽车，庄则栋本着周恩来教导的“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原则，主动和科恩打招呼，并赠送了礼物，这一历史性画面被记者拍下，登上了世界各大报刊。

就在美国乒乓球队结束比赛准备回国的前一天晚上，已服过安眠药的毛泽东从沉睡中突然惊醒，他向身边工作人员下令，快给周总理打电话，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至此，一场“小球转动大球”的乒乓外交，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导演下戏剧性地开场了。美国乒乓球代表团抵达中国，受到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最高级别的接见。与此同时，美国多家报刊也发表了毛泽东和斯诺在北京的谈话摘要，本着“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的原则，尼克松不仅高规格接见了访华归来的美国乒乓球队，在美国报业协会上发布取消对华贸易禁令，而且下令停止美国驱逐舰在台湾海峡巡航。

周恩来将他与基辛格谈判的情况，向毛泽东做了汇报，问题的焦点是台湾。毛泽东幽默地说，猴子变人没变过来，还留着尾巴，台湾问题也留着尾巴。它已经不是猴子了，是猿，尾巴不长。基辛格在北京度过了紧张而神秘的48个小时，其中用于谈判的时间长达17个小时，在离开北京时，基辛格兴奋地向尼克松发出了 “访华成功”的电报。尼克松收到电报后兴奋不已，专程到机场去迎接基辛格。按照与北京约好的时间，尼克松在电视上发表了基辛格与中国领导人的会晤以及他受邀即将访华的公报，这件事把全世界都震惊了！

基辛格见到周恩来后，他把在美国起草的经尼克松批准的《联合公报》送给周恩来。毛泽东看了基辛格带来的《联合公报》，很不认同，认为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绝不能让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和叶剑英也起草了一份《联合公报》，摆明双方的分歧。基辛格质疑，如果这样，不是等于告诉世界，中国和美国在吵架。周恩来回应，和平只有通过斗争才能达到。最终，基辛格绞尽脑汁，想出了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句弯弯绕的话，得到了周恩来的认同。

外交部长陈毅此时患肠癌已到晚期，他得知中国进入联大的消息后，特地把代表团团长乔冠华约到家里，尽管医生一再叮嘱陈毅不能喝酒，他还是倒了一杯酒，和乔冠华碰杯后，一饮而尽，开怀大笑：老天不负我，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代表团赴联大之前，毛泽东亲自接见了代表团全体人员，毛泽东说：中国能进联合国，这是中国人民的一件大事，一件喜事！他指示周恩来，送代表团的规模要大，规格要高，所有在家的政治局委员、军政各部门领导都要去机场欢送。

黑格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总统的安全保卫。按照美国总统访问的惯例，即便在中国境内，也需要乘坐“空军一号”总统专机和总统的防弹轿车，但是中国方面的安排是，尼克松总统在中国国内访问时，要乘坐中国的飞机和轿车。接下来的事是关于通讯卫星，中国当时还没有自己的通讯卫星，而随行的大批记者在全球播发新闻都需要通讯卫星。周恩来让何子枫告诉白宫发言人齐格勒，让他帮助租一颗卫星，租期从1972年2月21日13时到2月28日24时，这期间主权属于中国政府，美国方面如使用这颗通讯卫星，必须事先向中国政府申请，中方有权向使用者收取使用费。

尼克松原以为毛泽东会与他谈中美两国的相关事务，想不到，毛泽东诙谐地说，那些具体的事，由周恩来跟你谈，我跟你谈哲学，毛泽东与尼克松的谈话持续了一小时零五分。当天晚上，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为尼克松夫妇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宴会，当大厅里奏起美国乐曲《美丽的阿美利加》时，尼克松心头一热，这是他在1969年就任美国总统时选的曲子。就在周恩来忙于接待尼克松时，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吴阶平却格外着急，因为他发现周恩来患上了膀胱癌，根据病情推测，已进入中期，必须立即手术。

尼克松气不打一处来，因为他知道，如果影响了第二天《上海公报》的发表，他此行将无功而返。尼克松把基辛格找来商量，基辛格硬着头皮去找起草公报的乔冠华，乔冠华认为事关重大，必须要请示周恩来。周恩来连夜给毛泽东打电话，乔冠华和基辛格经过一夜苦战，在吸纳罗杰斯部分意见的基础上，终于完成了公报草案，再次提交双方首脑批准。举世闻名的《上海公报》如期发表。尼克松圆满结束了对中国访问，他对媒体宣布，这一周改变了世界。毛泽东笑道，我看，还是世界改变了他。

周恩来总理热情接见了佐佐木。中日对话的大门就这样悄悄打开了，接下来要进入实质性谈判。田中众里挑一，选中了公明党中央执行委员长竹入作为“日本的基辛格”来中国商谈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具体条文，而周恩来则礼尚往来地派了一个二百多人的庞大的舞剧团访问日本。竹入与周恩来进行了三次会谈，其核心问题仍是台湾。双方几经磋商，最终达成了《日中联合声明要点（草案）》。与此同时，田中也在东京帝国饭店接见了正在日本访问的上海舞剧团团长孙平化，并派包机将舞剧团送回国，借此打通了他访华时直飞北京的航线。

毛泽东邀请田中、大平到中南海见面。毛泽东幽默地对田中说，听说你们在吵架，不打不成交嘛！田中笑答，我们很快就要达成协议了。毛泽东听了很高兴，说你们跑到美国人前头去了。接下来，毛泽东和田中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交谈，并将一套《楚辞集注》作这礼物送给田中。1972年9月29日，《中日联合声明》签字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日中两国由此掀开了新的一页。1973年，中美两国商定，在对方首都互设联络处，美方派驻北京的联络处主任是资深外交官布鲁斯，中国派遣谁去任驻华盛顿联络处主任？ 驻法大使黄镇突然奉调回国。

毛泽东和黄镇握了握手，以特有的幽默来了个开场白：你在外面呆了那么久，这次回来屁股还没有坐热，又要走，我毛泽东有点不近人情呀，可是这个联络处主任比大使馆还要大使馆，责任重大，也只有你黄镇堪担重任。黄镇听到这，已经热血沸腾。台湾的蒋介石虽大病初愈，但脑子一刻也没闲着，他得知华盛顿和北京要互设联络处的消息后，立即指示台湾驻美大使沈剑虹，一定要坚守阵地，并在美国增设了四个领事馆，摆出一副和北京对着干的架式。

基辛格第六次来到北京，毛泽东与周恩来一同会见了基辛格，在谈到“水门事件”可能给尼克松政府带来的麻烦时，毛泽东轻蔑的说，我们不希望那桩屁事能引起什么乱子。1974年4月，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飞赴纽约，出席第六届联大特别会议。在这个世人瞩目的讲坛上，邓小平第一次将毛泽东提出的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公诸于世，他的演讲多次被掌声打断。邓小平在美国会见了基辛格，重新谈到尼克松承诺的在他就任总统的第二个任期完成中美建交。

周恩来抱病在病房里会见了即将回国的西哈努克亲王，西哈努克回顾与周恩来相处的桩桩往事，亲切地称周恩来为“我的第一伟大朋友”。福特接任总统后，在中美道路上越走越远，接二连三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使美中关系受到了空前的挑战。毛泽东虽然年事已高，身体也不好，但他具有冷眼向洋看世界的睿智，他并没有把心思纠缠在这些具体的事件中，而是打出了一张谁也意想不到的牌：邀请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访华。尼克松得知这个消息后兴奋异常，却遭到了福特政府的阻止。福特不能允许作为前总统的尼克松在他正式访华之前捷足先登。